一个有着讨好人的微笑、不现实的身材曲线和胸部的玩偶能被升华为女权主义圣像吗?在格蕾塔·葛韦格的这部关于世上最著名玩偶的《芭比》、一则真人出演的“加油啊姑娘”式幻想故事里,这个问题萦绕始终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芭比有时被奉为少女欢快与玩乐的源泉,有时被斥为有毒的性别规范和消费主义女性特质理想标准的工具。如果说芭比自问世以来一直是一个文化战争的热点地带,那是因为它完美概括了关于女孩和女人的观念变迁:我们的芭比,我们自己。
为了前往这些代表性的树丛,葛韦格挖出了一条喜剧小径,一定程度上靠的是神话的手法。影片大致上是对希腊皮格马利翁神话的一次精妙的、经过更新的复现,这则神话启发了无数有关自己创造的男男女女的故事。在原故事里,一位男雕塑家创作了一座美丽的雕像,并爱上了它;在萧伯纳的剧作《卖花女》和勒纳-洛伊的音乐剧《窈窕淑女》中,她是个英国草根阶层的卖花女孩。而《芭比》截然不同,与玩偶玩耍的女孩和女人们的想象力给了玩偶某种生命,这对一个以姐妹关系为出发点的电影来说,是个贴切的转变。
葛韦格自己首先就是想象者之一。片头是一段对《2001太空漫游》“人类黎明”片段的戏仿(用女孩取代了猿人),然后转到芭比乐园——一个五彩缤纷的奇幻世界。在那里,葛韦格很快就让芭比(玛格特·罗比饰)——她自称是“符合刻板印象的芭比”——飘出了她的梦想屋,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拎了出去,从而为影片设下了场景和基调。这是一种诙谐的、作者电影式的欢快景象。美泰品牌在这里令人生畏,但仿佛生下来就会拍电影、对导演手法驾轻就熟的葛韦格宣告,她才是这里的主宰。
由葛韦格和她的伴侣诺亚·鲍姆巴赫合作编剧的《芭比》中,芭比一开始在芭比乐园过着完美的生活,这里就像是一个玩偶的封闭式社区,里面生活着由真人扮演的玩偶。在彩绘的山峦背景前,芭比和其他各色芭比娃娃是这里的主人,她们住在基本上没有外墙的屋宅里。平坦的屋顶、简洁的线条和粉色装潢——球形电视机、埃罗·萨里宁风格的郁金香桌椅——使得这里的整体景观让人想到芭比最初面市那个时代的样子。这很像1960年前后的棕榈泉,一种也许可以称为泡泡糖世纪中期现代主义的美学。
葛韦格在芭比乐园里玩得很开心,通过自己扮演的那个友好的玩伴,她试图让你也感到乐在其中。她带你悠闲地游玩,打开音乐,演出几个老派的好莱坞式歌舞片片段,加入那些永恒的衬托角色——肯(其中有一段瑞恩·高斯林的戏十分抢镜)。布景(沙拉·格林伍德)和服装(杰奎琳·杜尔兰)提供了令人心痒的愉悦,但又突显了芭比乐园的虚幻性质。芭比等人是在我们的世界,而不是在某种塑料天堂里,我们后来知道,当她开始有一些不属于芭比的想法和经历时,这里其实并不是那么友好:她想到了死亡,于是她那双根据高跟鞋的形状塑造的脚就变平了。
芭比的身体变化是为了搞笑——其他芭比都吓坏了——但这对剧情和葛韦格的意图至关重要。一旦双脚触地,芭比就开始向一个不合群的芭比(由不可替代的凯特·麦金农饰演)寻求建议,后者给她开出的处方是一双勃肯鞋,并让她去现实世界旅行。很快,芭比在肯的陪伴下进入了类似现实的世界;他们去的是洛杉矶,这本身就像是个调皮的玩笑。在那里,芭比惊讶地发现了性别歧视,而肯则欣喜地发现了父权制,这种对位的揭示产生了进一步的喜剧效果和某种类似启迪的东西。
葛韦格顺利地处理了两个世界之间的过渡,但即使在这部欢快活泼的影片中,现实也令人失望。芭比指着一个满是女人的广告牌误认为是最高法院的桥段很有意思,因为芭比乐园里的法院就是那样,只是粉红色更多一些。后来她才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,而这正是葛韦格的观点。但事实证明,我们这个世界的重量——至少对这位观者来说,是以真实世界中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为象征——沉重得令人难以承受。不管这个笑话在政治上多么尖锐,它都令人不快地提醒着我们,这个世界用它有形和无形的手试图控制女性,把她们塞进一个个小盒子里。